有关布雷丹尼尔斯是这样理解吗?

　　基民盟议会党团经济政策发言人克洛克纳 (Julia Klöckner) 表示：“总理必须召开危机峰会。而且也要让反对派参与进来。考虑到预算和经济形势，最好重新谈判联合政府协议，重新安排优先事项，而不是浪费更多时间在联邦内阁中互相扯皮。”

　　这位基民盟政治人物批评说，德国正处于长期以来最糟糕的境地，正在失去“与欧洲和世界各地的联系”。克洛克纳说道：“破产公司数量不断增加，投资外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，公司向海外迁移的比例非常高，通胀压力让消费者按紧钱包。”

　　“政府优先满足工会和各种NGO组织的愿望：更少的工作，更少的竞争，更少的努力——但还有更多的空闲时间，更多的工资，更多的繁荣。这根本不是长久之计。”

　　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胡伯茨(Verena Hubertz)虽然反对仓促下决定，但也承认需要对投资进行减税激励、减少官僚主义、增加来自德国和国外的技术工人以及临时补贴能源价格。

　　胡伯茨非常认同下萨克森州州长斯蒂芬·魏尔(Stephan Weil，社民党)的批评，后者在接受《世界报》采访时批评德国“监管过度”:

　　“作为一名曾经的企业家，我亲身经历过我们国家是多么缓慢和官僚”，胡伯茨说, “这已经是公认的事了。”

　　自民党议会党团主席杜尔(Christian Dürr) 提到了财政部长林德纳（自民党）的《增长机会法案》。

　　他表示：“所有社会支出的先决条件是强劲的经济，因此，要首先实现繁荣，然后再谈社会福利和再分配。此外，我们必须提供更多的工作激励，而不是用更高的社会福利。企业的税收负担必须减轻，官僚负担也必须减轻。 要完成这些目标，《增长机会法案》是这一切的前提。”

　　然而，出于党派矛盾的原因，该提案在上周遭到家庭部长丽莎·鲍斯（Lisa Paus，绿党）的阻止。

　　德国选项党经济专家霍尔姆（Leif-Erik Holm）则批评德国在许多领域“从昔日的榜首冲到了地下室”。

　　此外，德国还有一种政治上对再分配的执念，这种价值观打击和破坏了效率，甚至从学童就开始：“不公布成绩的学校，废除青年运动会，不断降低标准是最致命的，这将导致完全错误的结果。”